注释: [1]本文评论的系统论宪法学，受到德国社会理论家卢曼的深刻影响，代表性学者包括托依布纳、桑希尔、莱斯卡诺（Andreas Fischer-Lescano）等。
[26] 肖蔚云、王禹、张翔编：《宪法学参考资料》，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3页。从组织工会的权利、罢工权、选举权、言论自由、男女平等权到社会福利权，这些都是公民通过斗争争取来的权利。
美国通过正当程序条款保护社会福利的这种新财产权，并不代表社会福利已经是一种类似言论自由的基本权利。如果宪法规定了这些权利而国家根本做不到，人民就会感觉上当受骗，宪法具有的整合凝聚性的功效和作用，便会因此转化成它的反面。美国学者梅阿里·格莲顿以批判的眼光指出美国人过度拘泥于权利而带来的问题。注释: [1] 参见殷啸虎：《保障人权写入宪法体现了政治文明的进步》，载《检察风云》2004年第7期。从我国《宪法》的现有规定及其变迁、宪法的解释与学界的解读看，我国属于社会权模式。
[41]笔者认为，如果社会权的可诉性仅局限于法律层面倒也无可厚非，但如果进入宪法层面，基于宪法的根本性和元规则性，它对公民规则的选择将产生极为广泛的影响，从而将会导致社会福利的扩张。（基本权利章）第46条又规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受教育的权利和义务。[30] 香港终审法院的做法颇能说明这个问题。
[15] 参见[丹麦]格斯塔·埃斯平—安德森：《福利资本主义的三个世界》，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第37-40页。有些救济主要是行政法上的救济，获得宪法上的救济在我国还没有机制。[20]德国学者康拉德·黑塞更是直接指出了两者的不同，他认为，社会权与古典基本权的不同之处在于，国家为了实现这些社会性内容所需要的前提条件是有代价的，实现社会基本权，常常会引起其他人自由权利的妨碍侵犯笔者认为我国宪法中的社会权规定，是一种方针性条款和一种国家目标，社会基本权不能作为一种直接的、能获得司法保障的公民请求权而被证立。
美国宪法没有社会国的规定，但在序言中有增进全民福利的目标，因此美国也是社会国模式的典型代表。第一点是人权行动计划基本依据国际人权公约的社会权内容来制定，国际人权公约的社会权范围比我国宪法的社会权更广，例如基本生活水准权利、社会保障权利、财产权利、健康权利、环境权利在我国宪法中没有直接规定。
[24] 参见[美]查尔斯·A·赖希：《新财产权》，载《私法》2006年第2期。第一，追求平等的心理与民主制度相结合。第二，市场机制的扩展对传统体制的破坏。工作权中的就业训练、休息权，教育权中的免费教育等属于社会权层面。
[2] 以上只是学术上的讨论，现实的状况更值得注意。因此很多权利是社会权与自由权的合体，只是有些权利更偏向社会权，有些则更偏向自由权。我国合宪性审查机关可以用规章的规定被认为不适当、违背法定程序等我国《立法法》中的规定，审查规范性文件对社会权实现的不合宪规定，例如最低生活保障过度严苛的申请条件、过度繁杂的申请程序等。[26] 肖蔚云、王禹、张翔编：《宪法学参考资料》，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3页。
[41]笔者认为，如果社会权的可诉性仅局限于法律层面倒也无可厚非，但如果进入宪法层面，基于宪法的根本性和元规则性，它对公民规则的选择将产生极为广泛的影响，从而将会导致社会福利的扩张。这一方面要求国家维护公民的私有财产权，公民私有财产的扩展是国家财富转移的基础。
[29] 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58页。宪法保障 一、问题的提出：社会福利扩张的隐忧 2004年我国通过了第四次宪法修正案（第23条），在我国《宪法》（总纲）14条中增加一款，作为第4款：国家建立健全同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社会保障制度。
现实情况是我国的宪法审查机关在这两个方面均很少作为。实际上绝大部分的地方债务都与社会福利相关，比较明显的如棚户区改造、全面实施义务教育、基本医疗保障等改善人民群众住房条件的支出、教育支出、其他民生支出，这些是地方债务支出的主要方面。他们退休后享受非常优厚的待遇，可以提前退休，并且享有和工作时一样甚至更高的薪水待遇。这些问题在传统体制中可以部分得到解决，但传统体制已经遭到破坏，从而需要社会福利的替代性措施。由于代议制采用多数决的议事规则，多数同意就可以让国家建立各种社会福利制度来实现平等。五、结论 对于社会福利的发展，一些国家的教训表明，由于过度福利化，用过度承诺来讨好民众，结果导致效率低下、增长停滞、通货膨胀，收入分配最终反而恶化。
特别是1982年我国《宪法》通过之后，随着公民权利意识的增长和学术界对权利研究的深入，这种模式获得了更多的认可。这是因为通过保障公民的社会权，可以扩展社会福利，从而为一切人的富足和自由打下基础。
取消我国宪法中的社会权规定是不现实的，唯一的办法就是淡化社会福利的权利性质。对行政和司法而论，此原则可以成为法律解释的标准，特别是对于不确定法律概念的解释，以及当不同的价值理念冲突出现需要做倾向性选择之时。
1954年我国《宪法》关于公民基本权利的规定与1936年苏联宪法极为相似，从立法过程可以看出其大量借鉴了苏联宪法的条款。这些规定都是比较宏观的纲领性规定，基本上是通过国家和个人的共同努力来实现公民对幸福生活的向往。
[42] 参见张扩振、彭龙慧：《论我国社会权宪法审查之基准》，载《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1期。德国是社会国的典型国家，这来源于德国《基本法》第20条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为民主、社会之联邦国家的规定。安德森提出了三种福利国家体制，即自由的福利国家体制、法团主义福利国家体制和社会民主主义福利国家体制。在社会国保障模式下，社会福利不被看作一种社会基本权，合宪性审查机构不必进行较为严格的审查，其作出的决定也就可以更为灵活。
1970年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的福利听证案则改变了这种情况。（2）不愿意触及与权利相对应的责任，倾向于对那种只享受福祉国家的利益，却不承担个人及公民义务的做法采取宽容态度……[11]这些问题如果作正面解读，恰好表明了权利确实只有通过斗争才能实现法律化和利益化。
从某种意义上讲，对自由权的审查越是严密，就越可能限制社会福利的扩展。这样，将以社会连带为基础、提倡社会互助的公民权利命名为社会权较为恰当。
保护公共利益的同时可能也使个人获得了某种利益，这种利益就称之为反射性利益。我国选择社会权社会福利保障的宪法模式的原因有很多，最为重要的原因莫过于受到了1936年苏联宪法的影响。
因此，笔者认为我国的合宪性审查制度应该借鉴有关国家的做法，主要以自由权为核心展开合宪性审查，而不是以社会权为重点。其二，国家给付制度、权利救济制度的完善。社会国保障模式并不排斥社会权，只是宪法上的社会权应当被看作一种方针条款。1982年我国《宪法》与1954年我国《宪法》相比，社会福利保障方面有两方面的变化。
希腊采用了社会权模式，在其民众的压力下不断扩大社会福利的范围，据欧洲央行的统计，2011年希腊有29%的劳动力为公共部门服务，连一些出租车司机都是政府公务员。因此，社会基本权不能作为一种直接的、能获得司法保障的公民请求权。
合宪性审查制度是宪法实施的基础和核心，多数国家都用这一制度来实施宪法，合宪性审查的模式、基准对社会权乃至社会福利的状况有着重要的影响。这使得德国宪法法院能够有足够的灵活性来处理社会福利问题。
现行的1982年我国《宪法》中社会权的规定来源于1954年我国《宪法》，后者则来源于苏联的这部宪法。宪法作为元规则的根本法，在社会福利制度的构建中起到了决定性的指导作用，因此需要建立符合本国非正式制度（文化、国情）的宪法社会福利保障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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